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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:追记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、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

发布时间:2012-02-10    信息来源: 新华社

  勇士自疆场归来——追记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、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

  
他的生活,原本离大家很远。

  在乡村城市大街小巷,人们享受着生活,似乎没有必要去了解他,认识他,记住他。

  他活着时,也从没想过让人们记住他。所在单位宣传干事辗转找他采访时,他总是婉拒,他说成绩不属于他,属于整个团队。

  他的一生,活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。他是一介书生,用自己的毕生智慧和心血,矢志报国、忠贞不渝;他更是一位勇士,几十年默默为国铸造“神剑”,守卫和平,护佑家园。

  两个半月前,他走了,永远离开了他的“战场”。

  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前,社会各界两千多人来为他送行,人们鞠躬、敬礼,眼噙热泪。长长的吊唁队伍,排头打出“雷震海天”,是在向他的一生致敬,更是后来者的接力前行!

  他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,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。

  有一种信仰,深入骨髓、矢志不渝

  摆在记者面前的是两张黑白照片,一张照片上,28岁的他在英国求学,西装革履、英姿勃发、春风得意;另一张照片上,晚年的他面容慈祥、笑容和蔼、目光清澈。

  逝去的青春,在两张照片间静静流淌。也许在最初的岁月,他并不曾想到,最终会选择将生命和导弹紧紧相连,去担负一个国家和民族沉甸甸的责任和希翼。

  20世纪30年代末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我山河破碎、民不聊生,在一艘沿长江逆流直上的客船上,年轻的黄纬禄久久站立在甲板上,眺望滚滚而下的长江流水和两岸青山,心情沉重,激愤难平:泱泱大国被人欺负,这究竟是为什么,怎么做才能振兴民族,洗净屈辱?

  多年后,黄纬禄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最初的抱负:寻找一条可以使风雨飘摇的祖国摆脱贫穷、走向富强的道路。为此,他选择了出国深造、科学救国。

  1947年,从英国伦敦大学无线电专业硕士毕业的他,本可以凭借丰厚的待遇留在国外,但他毅然回国。那时,国内内乱频起、民生凋敝。

  生我养我的祖国啊,积贫积弱的祖国啊,我能为你做点什么?归国的轮船上,黄纬禄的心情激动而又沉重。

  回到国内,面对周围伸向自己的橄榄枝,原本可以选择做一个象牙塔里避世的副教授,他却一次次想起长江客船上的追问,并最终选择投身实业救国,到无线电研究所任职。

  人生有太多的“也许”,但在黄纬禄的人生字典里,所有的“也许”都服务一个信念,那就是“祖国利益至上”。

  1956年,北京,春寒料峭,在中南海的报告会上,黄纬禄听到钱学森关于建议“两弹”为主体的国防体系的报告,内心深处再次触动。他想:新生的中国受欺负,啥时中国人自己有导弹、原子弹,腰杆子就能挺直了!

  随后,国家决定把一些从事科研工作时间较长、工作和导弹有些关联的人员调入国防部五院,黄纬禄被抽调进入五院二分院,并担任控制系统负责人,从此走上导弹研制之旅。

  1960年11月,中国第一枚导弹——东风一号发射成功,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!

  1964年6月,东风二号取得圆满成功,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!

  1966年10月27日,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,震惊了世界!

  在此期间,黄纬禄积极参加了我国“八年四弹”等重大规划的制定,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学习、研究、探讨……在陌生的领域里,他毫不畏惧。然而,就在事业如火如荼开展时,“文革”发生了。

  作为技术专家,黄纬禄被扣上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,被迫“靠边站”。

  即便如此,他仍然坚守着心中的信念。他在日记本上抄下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:“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,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。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,我还是喜欢、热爱、祝福我的祖国”。

  那时,他每天坚持到工作现场去,给大家倒茶水、送仪器。干杂活时,就帮着作试验记录,有时把自己看到的、觉得不妥的问题带回家偷偷计算,再把结果告诉当时有发言权的年轻人。

  1970年初,黄纬禄迎来了事业的春天,他被安排到地(潜)地固体导弹总体部当主任,他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,于198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导弹——“巨浪一号”,使我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。

  他和导弹打了大半辈子交道,晚年的病床上,有人去看他,他还说:“假如还有来生,我还要搞导弹……”

  为什么他这么爱导弹?

  秘书吕慧英告诉记者,他不只是爱导弹,而是爱航天爱国家。晚年时他一直念叨着要看三件事:奥林匹克运动会、世博会和两岸和平。

  “只要有中国参加的国际赛事,黄老都要看,有一次我一大早就接到他的电话,他说中国跳水队又得冠军了,兴奋得像个孩子。”吕慧英说。

  有一种奉献,默默无闻、无私无畏

  永定路,地处北京城的西边,与八宝山仅相距几公里。

  黄纬禄从调入二分院的那一刻起,就和战友们立下了“生在永定路,死在八宝山”的誓言。

  控制系统好比导弹的大脑和神经中枢,导弹飞得稳、打得准全靠它的性能。黄纬禄带领一帮毫无导弹常识的大学生一起搞导弹,一切都从零开始,创业的艰难可想而知。

  边干边学!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,他鼓励大家:“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,上一个台阶就离山顶更近一步。只要坚持不懈地往上爬,就可以爬到山顶。”

  中国导弹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。但是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,苏联撤走全部专家,航天人的“徒步攀登”注定只能靠自力更生。

  尽管此前成功仿制出我国第一枚导弹——东风一号,但在此基础上我国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,却遭遇挫折。

  发射几秒后,导弹出现了较大的摆动和滚动,然后是发动机起火,21秒时导弹失控,69秒后导弹坠毁……

  压力让黄纬禄窒息得难受:导弹控制系统的问题出在哪里,是不是起飞的一瞬间就失灵了,和发动机起火有没有关系……千头万绪的问题一齐涌来,他的情绪十分低落。

  因为工作保密的原因,航天人一直奉行“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儿”的准则,即便长年生活在与科研楼一墙之隔的家属区,家人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一无所知。面对各种压力,黄纬禄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。

  晚年时的黄纬禄回忆起来仍然感慨,东风二号的工作人员辛辛苦苦这么长的时间,结果弄出的这个宝贝,却失败了,大家非常痛心。“但失败也不可悲,往往从失败中取得的教训,比成功取得的经验还要宝贵。更重要的是,学费不能白交!”

  发射场“天上无飞鸟,地上不长草,昼夜温差大,风吹石头跑”。长达7个多月的严冬让人望而却步,一年中最冷到零下34摄氏度,酷暑最热时达43摄氏度。

  有一次他一到基地就患了重感冒,发高烧。晚上试验队加班,同志们嘱咐他好好休息,可等大家走后他一个人摸黑步行一公里又赶到了加班现场。

  “黄总,您怎么又来了?不是答应好好睡一觉吗?”

  “我睡不着,还不如来看看,心里踏实!”

  “黄总您回去吧,您是不是对大家不放心啊,大家肯定不偷懒。”

  “来都来了,就让大家一块吧。”

  软磨也好,硬泡也好,他就是不回去。试验队另外一位领导无奈地摇头说:“黄总呐,大家可真拿你没办法!”

  只要提起工作,天大的困难,他都要克服。

  航天科工二院原副院长、黄老的同事王文超回忆,酷暑季节,“巨浪一号”在南京长江大桥做试验,导弹壳体内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,快60岁的黄纬禄坚持进入壳体,手背还受了伤。

  对父亲工作知之甚少的黄道群,至今都记得试验后看到回到北京的父亲:“他身上几乎长满了痱子,痒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干脆泡在凉水里。”

  海军某试验基地高级工程师、部队参试人员黄莉亚向记者回忆起一件事时,忍不住泪水涟涟。“有一次部队搞了一个训练项目要做鉴定,本来我准备了书面材料交给他,没想到87岁高龄的他一听说这事特高兴,一定要坚持亲自来现场,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京。当时官兵都很激动,很受鼓舞,大家从没想到能请得动这样一位大科学家。”

  1999年9月18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等人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,那年,他83岁。获得党和人民的肯定,是莫大的荣耀,但由于工作的保密性,即便是获奖,也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。

  有一种责任,一诺千金、一往无前

  20世纪60年代我国发展导弹核潜艇已经势在必行,被列为当时国防科研“三抓”工程之一。

  如果说液体导弹曾经从苏联得到一些借鉴,固体导弹则没有任何资料和图纸以及仿制品,起点高、技术难度大,加之要重点解决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技术等难题,这对中国导弹研制队伍来说,是个严峻的考验。

  一纸调令,黄纬禄从液体导弹研制岗位调任固体导弹型号总体部任主任。他凭借在技术上的影响和个人魅力,组建起了一支固体导弹研制队伍。

  54岁的他重新开始学习,这次他的老师是他的下属。

  航天科工四院型号总设计师,曾任“巨浪一号”副总设计师的侯世明,从黄老调入就一直和他共事,向记者回忆说,当时黄老很刻苦,主动找大家聊天,说自己是搞导弹控制系统的,对总体很不熟悉,请同志们把他当小学生一样教起,请大家多帮助。

  “黄总很谦虚,不论大事小事都很动脑筋,思维很敏捷。”侯世明回忆说,黄总刚去时,院里要开展一次地球旋转对射程影响的计算,当时计算量很大,需要请计算站算参数指标等。他把计算的任务书交给了黄总,按例领导签完字计算站就开始实行任务。黄总看了半天,就问:“这个我也不太懂,但你看这个算一半行不行?”

  “他这么一说,我就明白了,地球是对称的,计算南纬35度和北纬35度是一样的,一下子计算工作量就减少了一半。”侯世明说。

  黄总常说,导弹是一门综合技术,任何一个技术权威都不可能样样精通。即便是领导者,也必须先当学生,不懂就是不懂,不懂就问,问明白以后就懂了。很快,他便成为总体设计的内行。

  成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艰辛。

  在开展固体导弹正式试验前,我国已经向全世界发布了某公海海域的禁航报告。

  然而,头一发导弹发射失利了。

  压力像大山一样压在大家心头。问题分析会气氛紧张。

  “我是总设计师,我来负主要责任!”黄纬禄挺身而出。大家望着连续几天彻夜无眠、满眼血丝的总设计师,多少委屈烟消云散,眼含热泪埋头查找原因、解决问题。

  问题解决了,第二发导弹是否打,何时打还要等上级的指示。这时距离国家发布的禁航结束时间不远了,有些同志却还有疑虑。

  黄纬禄又迅速回顾了试验各个关键环节,周密思考后,向北京报告:“发射条件已经具备,不宜推迟,建议按时发射,不再延期。”之后,北京回答:“大家敬重第一线同志的意见。”

  1982年10月12日,当发射按钮按下去,渤海海面上,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,直冲蓝天,冲天的水柱化作层层水帘,尾部橘红色的火焰染红了天与地……

  十分钟之后,喇叭里传来令人振奋的声音:“末区发现目标!”“弹头命中预定海域!”

  这次发射标志着我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,使中国人的腰杆在国际上挺得更硬、更直!

  可是成功的背后,是顶着巨大压力的黄纬禄忍耐着巨大病痛的折磨。到医院检查时,医生十分诧异,这个消瘦的人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,会落得一身的病:十二指肠球部溃疡、输尿管结石、心脏病……

  那一年,66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,体重减了22斤。人们说,黄老是剜下自己的血肉,补在导弹上了!

  干导弹事业,总是意味着高风险、高压力。参加“巨浪一号”核潜艇试验的侯世明告诉记者,每次出海试验前,试验队员都到码头列队。当时黄总就把他单独叫出来,连连嘱咐:“现场出了什么问题,少汇报,大胆做主!该做什么做什么,出了问题我来承担!”

  在遭受连续失利的重大挫折后,1988年,“巨浪一号”发射取得圆满成功,黄老一到时任院党委书记的王可立面前便喊着“罪臣向你报到!”“当时看到年迈的黄老这样,我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,慌忙扶住他,对他说,您哪是罪臣,您是大家的大功臣啊!”王可立告诉记者,现在想想,黄老当时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和责任啊!

  有数据显示,“巨浪一号”研制工作的单位共有109个,3万多人,涉及全国19个省市、10个工业部门。由于导弹武器研制的系统复杂性,加上大家都没有研制经验,从技术到人员到产品再到时间节点,如果没有精准的统筹兼顾和协调管理,根本无法完成。

  一度,大家在会上发生争论,拍桌子大嗓门问题依然解决不了。由于首次研制心里没底,看似简单的一个指标,每家单位都留足自己的余量,结果导致总体上衔接困难。

  “科技人员因技术问题发生意见分歧,一方完全有道理,一方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。”紧要关头,黄纬禄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,他静静地听完各方意见,要求大家全都把余量拿出来,再分散难点。“这样的风险要共同来承担,不能出了问题相互埋怨、指责。”他说。

  黄老所倡导的“有问题共同商量、有困难共同克服、有余量共同掌握、有风险共同承担”的“四共同”原则,如今已经成为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思想在实践应用中的“金科玉律”,成为航天系统工程协同工作、解决问题的法宝。

  有一种情怀,大爱无言、下自成蹊

  干的是国防大事,可对家里,黄纬禄顾不上太多,对妻子、对家人有太多的愧疚。

  妻子刘汉菊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留校任教,因配合他的工作转行。平时,她承担了家里全部家务。

  2000年3月,妻子忍受着肺癌的痛苦,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
  妻子去世前一天,说自己的脚疼得难受,黄纬禄搬来凳子坐在妻子床前,用双手为妻子搓脚,默默地搓了几个小时,不言不语……

  “文革”受牵连的大女儿只有初中一年级学问水平,距离女儿参加成人高考50多天,他每晚都要给女儿补习功课。有一阵子在京西宾馆开会,每天中午他利用午休时间骑自行车回家,给女儿讲上20分钟,随便扒上几口饭便又匆匆骑车返回宾馆开会。

  “父亲对家人的爱是朴实的,他对周围人的爱同样深沉。”黄道群说,有一次父亲听说从前的一个秘书生病了,愣是走过去爬楼去看望秘书,让秘书感动不已。

  “文革”时,单位里一个女技术人员怀孕了仍然住在集体宿舍,跑来哭诉,当时黄纬禄已经“靠边站”了,管不了她的事,可是仍然腾出家里的房子,让她住进来。“女同志一家一直住了好几年,直到工作调动才搬出大家家。”女儿说。

  他敬重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吕慧英说,作为技术领导,黄老在开会时担心上厕所耽误听大家发言,他会在会议前一个小时就不再喝水。黄老在作会议发言时,秘书不用帮他准备发言稿。“黄老会聚精会神地听会,并结合会上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发言,大家听了都心悦诚服。”

  晚年时,他的家有时就成了办公室和课堂。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、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、企事业单位的团员青年、试验基地的军官士兵、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、外地的求学人士纷纷前来求教……

  “每次有人来,虽然父亲身体很虚弱,他都会让大家提前帮他穿戴整齐,他一定要以最好的姿态接待客人。”黄道群告诉记者,“去年,有一个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暑期‘两弹一星’红色夏令营的师生前来拜访。当时父亲视力很差,手也抖得利害,在我的帮助下,他颤颤巍巍地写下了‘弘扬两弹一星精神,勇挑民族复兴重担’的寄语,这也成了父亲最后的绝笔。”

  让他牵挂最多的还是导弹事业。每有重大试验或关键节点,黄纬禄还常常亲临一线,甚至远赴试验基地,现场引导。同时,黄老一直关心航天事业发展,积极参与载人航天和嫦娥工程论证,献计献策,发挥余力。

  “黄老密切关注型号发展,他是想知道的多,想了解的多。如果听到顺利,他打心眼里高兴。如果遇到不顺利,他就会动脑筋,绞尽脑汁帮大家出主意。”侯世明说。

  黄老逝世前几个月,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企业总经理、党组书记许达哲前往探望,病床上的黄老了解到导弹的最新研制成果,连连说:“你们干得比我好!希翼在你们身上!”

  2011年11月23日,他永远闭上了双眼。

  这一天,茫茫戈壁、万里海疆等不来勇士的再次造访。

  然而,勇士自疆场归来,步伐稳健而坚定,笑容安详而温情。在勇士战斗过的地方,无论是狂风走沙、条件艰苦的试验基地,还是灯火通明、刻苦钻研的科研场所,神剑静静伫立,红旗久久飘扬!

  勇士归来,千万将士止戈沙场,亿万百姓共享太平!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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